翰墨流芳米公祠

___丹羽

襄阳，为中国书法名城，这一“金字招牌”的获得，和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有关。在樊城临江的建筑中，有一古色古香的院落，于市井的喧嚣中独有一股墨香逸出，使得走进其中的人们，无不屏声静气，放慢脚步，这便是米公祠。自建祠以来，米公祠一直是历代书家及书法爱好者的必游之所，乃至“朝圣之地”。

书法大家出襄阳

说到米公祠，必须先说米芾。

米芾（1051年-1107年），北宋书法家、画家，初名黼，后改名芾，字元章，祖籍太原，其父因迁官移居襄阳，米芾出生也在襄阳。《宋史·米芾传》称米芾为“吴人”是错误的。《宣和书谱》卷十二中称：“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后为襄阳人。”《宣和书谱》完成于北宋后期，成书大大早于《宋史》。
米芾的书法启蒙老师为襄阳书法家罗让。南宋周必大《跋曾无疑所藏米元章帖》说：“元章初学罗让书，其后超迈入神。”《湖北通志》记载得更为详细：“罗让字景宣，父珦……与（罗）让书襄阳学记，最有名。米元章始效其作，后乃超迈入神耳。”这说明米芾的书艺生涯起步于襄阳。

襄阳的独特山水和丰厚人文给少年米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和深刻的印象，他自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襄阳野老等，因自称是楚国芈氏之后裔，又尝自署名“芈黻”或“楚国米黻”。
根据魏平柱教授在《米襄阳年谱》中所述，米芾并没有专为襄阳留下墨迹，正史中关于他在襄阳的履历亦语焉不详，不过米芾的诗集中有一首诗，提及山简、葛疆，说明他曾经游览过习家池；《枣阳县志》中录有米芾写的一首名叫《义井》的诗，由此知道他曾经到过枣阳；米芾与魏泰为同乡好友，唱和诗中有“洄湖还忆扣舷歌”之句，可知他们曾泛舟洄湖，而洄湖就在襄阳南的汉水旁。
此外，米芾除了临摹过罗让的《襄阳学记》碑外，还临摹过唐代另一位书法家钟绍京的《遍学寺》碑，其碑亦立于襄阳。
这些，已足以说明米芾与襄阳的关系。

米芾的才能几乎是全方位的，文章、诗词、书法、绘画、鉴赏等无所不精。其中以书法最为杰出，与同时期的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四家之中米芾虽较其他三人年少，但其书法对后世的影响应在三人之上。苏轼评米芾的书法：“平生篆隶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
米芾对自己的书法也相当自负。47岁时，他在回复朋友的信札中以调侃的口吻说道：“辱教，天下第一者，恐失了眼目。但怵以相知，难却尔！”意思是，承蒙您夸赞我的书法是天下第一，恐怕是看走了眼；但我为您对我的了解而感到十分吃惊，因此很难推却。
看看，米芾这种“凡尔赛”的功夫，也算天下第一了吧。

米芾名作《蜀素帖》

米芾一生勤奋，留下了大量的行草书墨迹，代表作品有《苕溪诗帖》《蜀素帖》《研山铭》《虹县诗帖》《与魏泰诗帖》等，对后代书法家影响深远。米芾每以“襄阳漫士”自诩，人们便以“米襄阳”称之。只是，他没有留下一件有关襄阳的作品，让襄阳人深以为憾。

书家圣地米公祠

米公祠，是后世襄阳人为纪念米芾而建的祠宇，坐落于汉江北岸的樊城，与襄阳古城的临汉门和夫人城隔江相对。
米公祠应始建于宋代，与米芾同时期的黄庭坚写有《题襄阳米芾祠》五言诗二首。此后，历代均有倾圮又复修，初为“米家庵”，后为“米家祠”，再到后来的“米公祠”。清光绪《襄阳府志》还收录了清鲁之裕的《重修米南宫祠碑记》。根据府志记载，清代米公祠门内外有“米氏故里”新旧二碑。米公祠曾于同治三年毁于火，同治五年，知府方大湜劝官绅捐资，由米公后裔修复。现有的祠堂主体格局即为同治和光绪年间所修。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襄阳市人民政府又先后扩建了仰高堂及左右二苑。
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公布米公祠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扩建后的米公祠占地约16000平方米，由左右三个部分、前后四进院落组成。左右部分各为东苑和西苑，中间为前后四进院落，从大门到最后依次为牌门楼、前院、洁亭、拜殿、二院、碑廊、宝晋斋、天井、后院和仰高堂等。整组建筑，层次分明，秩序井然，怪石嶙峋，花木扶疏，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拜殿前立米芾石像一尊，线条洗练。拜殿门匾为石刻“米公祠”楷体大字，为清代文渊阁大学士单懋谦所题，规规矩矩的字，虽无米书的沉着痛快，用在这里却很得体。
祠内最让人流连的，应该是碑廊中镶嵌的45块碑刻了。这些碑刻是清雍正八年（1730年）由其后裔摹刻的米芾书法。
近代战乱时期，米芾27世孙米高秦将这45块碑刻移埋于米庄老屋，1949年后，米高秦主动挖出，献给米公祠。
米公祠前院和后院各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初冬时节，银杏树叶金灿灿的，在冬日暖阳中格外耀眼，游客们在落叶间摆姿拍照。幽静的院落，在这叶黄的时节，有了明朗热烈的感觉。

文化符号“米襄阳”

襄阳依托米公祠这一载体而打造的“米襄阳”文化符号，使得“米芾”这一顶流的文化形象烙上了鲜明的襄阳地域特征，并上升为襄阳的文化图腾。
这个图腾，早期由米氏家族机制来独立打造。米芾祠，米家庵，米家祠等私祭的方式，体现的是民间个体对米芾的价值认知，但这种认知既片面又微弱。随着官方机制的主动参与，米家庵由私祭向米公祠的公祭转型。单纯的艺术空间向社会公共空间的转型，使得米芾这一艺术形象和生活形象更加立体，更加丰满，更加活跃，更加高大，而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性又以更大的影响力反馈于社会。
米公祠内还有一处地方——石苑，值得一看。在宝晋斋东侧的过道里，收藏了70余件明清时期的碑刻石雕，另有唐碑一块，其中“郑公祠”“羊杜二公祠”“荆襄屏障”等匾额，以及清代襄阳知府撰写书碑的《三瑞亭记》等记事碑颇有史料价值。笔者由此不禁想到，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吴公琬、郑五云二人访古，得《米氏世系碑》残碑。襄阳籍官员王谨微题诗记此事：“三尺残碑卧道旁，剜泥认是米襄阳；一船书画人争羡，半亩荒庄仍自荒。”

如今，曾为“半亩荒庄”的米公祠已是美轮美奂，墨韵飘香。其规模已远非往昔可比，这座历经400多年的书画艺术的殿堂以它丰富的内涵和典雅幽静的自然环境，构成了襄阳古城的一道文化胜景。